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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不想当爱豆的演员就没戏演?

2021-9-14 22:09:50      点击:

演员的彷徨

本刊记者/倪伟

发于2021.9.13总第1012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刘天池感觉在学院教课越来越累了,总要跟“外面的势力”博弈。那些力量把学生一个个往剧组拉,而她竭力把孩子留在课堂。作为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副教授,邓超、白百何、唐嫣的班主任,刘天池感觉越来越无可奈何,年轻的学生急着去见制片人,还没有领悟表演的精髓就毕业了。

她想,与其跟他们博弈,不如去开个“第五年课堂”吧,等到他们主动想回炉重造的时候,还可以回来找她。她把表演课开到了学院之外,在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表演工坊,已经有200多位专业青年演员毕业。  西安租临时演员

表演系教师心中的这种巨变是从10年前开始的。那时,视频网站崛起,资本涌入影视剧领域,大量良莠不齐的剧集被迅速生产出来,填塞互联网的巨大需求。变化的苗头在2009年就出现了,电视台不再垄断电视剧首播,当年3月,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在优酷和电视台同步播出,网络播放量远超此前上网的电视剧。两年后,iPhone4在中国内地发售,智能手机时代来临,人们开始捧着手机随时随地刷剧。智能设备、移动互联网与影视剧三个齿轮紧紧咬合,驱动起一个超级体量的庞然大物。


《如懿传》

到2018年,视频网站和电视台的话语权已经换位。当年最热剧《延禧攻略》先在网络播出,之后才进入电视台,而《如懿传》干脆在腾讯视频独播。央视的一期节目炮轰“天价片酬”,称《如懿传》男女主演片酬合计达1.5亿元。这还不是最高的,该节目称,几位当红小生片酬已达8000万到1.2亿元。

“网络平台加入竞争,各家都烧钱去抢,但突然哪有那么多优秀作品呢?于是开始粗制滥造了。”刘天池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那时她身边很多人转行当了导演,大IP和小鲜肉的组合成为大项目的通行证。

影视作品不再是艺术品,而是用来捧人的工具,“以剧捧人”一度成为最有效的造星密码。造出的偶像变成高价的商品,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。

同一时间,一种焦虑弥漫在演员群体里,传导进学校的表演系,比任何时候都更让人焦灼。这是影视行业近10年来狂飙突进催生的情绪。“外面的势力”越来越强大,演员和偶像被迫重叠,似乎不成为“爱豆”,演艺事业就没有机会,这个圈子被推进了同一个高速、低龄化的赛道里,变得躁动、彷徨。   西安租临时演员http://www.91zuyanyuan.com/

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同台竞技中,很多优秀演员丧失了舞台。

焦虑

李越穿着破洞牛仔裤,夹着剧本踱进剧院后台的化妆间,最近他同时在排练和演出几部话剧。相比于光鲜亮丽的影视行业来说,话剧是个相对缓慢而深沉的行当。毕业两年,他和进入影视行业的同学,似乎驶进了不同的航道,几年前,他们都在名利场的门口被反复炙烤。

2015年,李越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,那年湖南卫视与上戏联合推出了一档综艺节目《一年级·大学季》,他们班的一些同学被安排参加。这些大一新生曝光在镜头前,感受到市场的巨大兴趣,每期被选为主拍对象的学生,微博粉丝都一夜暴涨,随即被经纪公司争抢。

那正是制片公司举着“天价片酬”合同到处找演员的几年。狂飙突进的十年,改变了影视行业的规则。匆匆上马的导演、剧本难以成为收视率的保障,自带流量的大IP和演员,就成了投资方“押宝”的首选。

《延禧攻略》

“流量”“顶流”“小鲜肉”等标签应运而生。“演员就是演员,突然出现这么多标签,一定会出问题的。”刘天池听着这些新词,感到困惑和担忧。这些标签都是“偶像”的当代变体。影视剧选人的标准变了,演技和适配度不再重要,身价与演技水平毫不相关,而取决于其身后“饭圈”的能力。

演员姚晨在一次演讲中抱怨,演员拼的不再是演技,而是流量。马苏恨恨地说:“当时代需要流量,我们就只能流浪。”温峥嵘接受媒体采访时澄清,自己并未退圈,只不过她的戏只能在地方台悄无声息地播。她接的戏投资额逐年压缩,最终沦为粗制滥造。与此同时,资金都在向另一个方向流动。后来她接了一出大制作古装戏的配角戏,进剧组后大开眼界,一个头冠价值百万,喝的全是真燕窝。演员和流量进入同一个赛道,她们的选项变得非常单一,要么是无人关注的小制作,要么放下身段当绿叶。一些女演员自力更生、“曲线救国”,努力成为制片人,只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好角色。

在中年女演员无戏可演的时候,一茬茬年轻明星被打造出来,获得令人咋舌的身价。上海市税务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,郑爽在2019年主演电视剧《倩女幽魂》,约定片酬达到1.6亿元天价。90后、00后的粉丝为偶像所有作品疯狂买单,像上班打卡一样卖力地做数据、做推广,这正是资本方需要的。粉丝日益低龄化,偶像也必须从小培养,经纪公司必须不断去寻找更新鲜的鲜肉。

低龄化的焦虑迅速蔓延。“先挑好看的、年纪小的,那几年要的都是95后甚至98后,现在00年都算‘老人’了。”毕业那年,李越旁观大一新生迎新晚会,仅仅是一场校内活动,一些孩子却隆重地穿上高级私服定制,身后跟着自带的摄影团队,表情冷酷,“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更像是个商品。”李越说。在平时的汇报演出甚至是考试中,经纪人也会千方百计混入现场,物色未来之星。

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

李越入学时已经22岁,在同学中已是高龄,他之前在山东一所艺术学校读到大三,退学后重考进上戏。入学坎坷,还熬过几年跑龙套的日子,他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,心态比同学淡定,但不由自主也会被氛围感染。“这种环境很容易产生焦虑”。

“年轻人乱了,老人也乱了,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走。”刘天池说,有一次她到香港,一位香港资深演员在饭桌上操着港普感叹,现在的内地市场,像极了香港影视市场衰落前夜。1995年之前的香港,一个项目只要签了某个高票房明星的名字,马上就卖出去了,根本不问内容。刘天池摇摇头:“2010年到2017年之间,全是乱象。”

躁动

迷茫扩散到学校里,演变成迫切拥抱市场的躁动,有学生反问老师,花时间在学校里多交几个作业,为什么不去见见制片人呢?等到毕业的时候,可能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刘天池不知道怎么回答。那几年,老师们也有点儿懵,只能安慰他们:相信这样的环境不会持久,演员还是打好自己的地基。

刘天池坦陈,市场导向一定程度影响到了中戏的招生。中戏一直坚持以好演员的标准招生,“我们常说,招生招的就是一台《雷雨》,生旦净末丑各种类型都要”。但一些老师也会嘀咕,不选择市场需要的演员,选择什么人呢?“也‘打过架’。”刘天池笑笑,那些符合流量特征的学生要不要招,有时候也会妥协。

招生规模也在扩大,世纪之交,中戏表演系从原本只招一个班25人增加到招两个班50人。那时,影视行业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,以华谊兄弟为代表的第一批民营影视公司诞生并且盈利,国营的电影厂和电视剧制作中心垄断影视制作的时代过去了。2009年,华谊兄弟在资本市场高歌猛进,成为“中国民营影企第一股”。同年,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扩招,从30人直接增加到75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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